2016年11月19日-20日，武汉大学崇简人文教育中心传统文化班的学员，聆听了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学者韩昇带来的《<史记•货殖列传>历史中商业智慧的现代价值》精彩课程。韩教授通今博古的深厚学养、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以及高屋建瓴、不落窠臼的学术观点，令大家深深折服。
学史以明智
在第一天的课程里，韩老师由远及近、由大到小，首先从学习历史的意义谈起。他说，很多人听课东听一下，西听一下，全是东拼西凑的碎片，没有系统的思维与思考，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经营企业是极其危险的，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对现在中国人心态浮躁、金钱至上、不读书、更不读历史的社会风气，韩老师深感痛惜。他通过一组对比数据告诉大家，中国年人均读书量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读历史书的就更少了。“很多人对历史的了解来源于各类伪文化快餐电视剧，还深信不疑，拿来和我辩论，实在让我泪流满面。”韩老师幽默地说。
因为中国人不读书，所以缺乏心灵的深度，也从来不看明天。因为我们不读历史，所以我们无视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历史。如果要提升我们的智慧，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历史中寻找。因为我们所读到的历史，都是最智慧的人所做的事情。读历史，则不要读历史教科书，那样会让自己的思维固化，我们应该读经典两司马(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读了这两部，中国很多的道理我们就都明白了。
韩老师说，了解历史，才能避免因无知而带来恶果。最愚蠢的统治是灭绝文化的统治，最伟大的管理是不要管理。这方面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训。比如说汉字的简化，比如说对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大量破坏等等。如果出于对历史和文化的无知，而随意摧毁文化的根基，这样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了解历史，我们才明白该如何去继承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在对历史的回顾中，韩老师还反驳了一些流行的观点，比如出身决定论。他说，穷人出身的，可以将中国统治得很好，比如刘邦；但也可能很坏，比如朱元璋。统治得好坏，并不是由统治者的出身必然决定的，而是在于人心人性。另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评判其统治好坏的标准。评价一个政府的良心，要看它收税的时候，如何去评估，如何收税。汉高祖刘邦是一个贪图美色和享乐的皇帝，但是他却实行了很多有利于老百姓生计的政策。汉朝初年的低税收政策持续了70年，税收太低导致汉高祖刘邦出行时乘车竟然找不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马。更有一种态度就是骂祖宗，现在很流行，动不动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祖宗造成的。殊不知我们的祖宗在世界上是很受人尊重的，而被外国人瞧不起的，恰恰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因此，我们不应盲目地否定历史、抛弃历史。韩老师对这几种观点的驳斥，可以说是独到而有力的。
史家之绝唱
韩老师对《史记》十分推崇。他说，相较之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文严谨，是写给帝王看的，而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神态毕现，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几乎篇篇都是绝唱。
司马迁为什么眼光、境界、才气、文笔都冠绝千古？因为他经历过心灵的巨大痛楚。司马迁的父亲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公，因失意而抑郁病逝。他个人后来又遭逢李陵之祸，得罪了汉武帝，不仅被囚禁狱中，且身体遭受巨大的摧残。种种遭际，让司马迁心中有所郁结，于是他发愤著书以申其志。因此，其笔下的人物，始终充满了悲壮的色彩，比如《项羽本纪》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写英雄的绝唱。对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是极尽渲染，他的英雄形象被描写得无比高大，而关于刘邦却处处相形见绌、高下立判。这样的曲笔不能不说其中寄托了他的个人情怀。
家学渊源和个人志向则是司马迁得以完成《史记》的基础。他从小耳闻目睹父亲的事业，同时自己游历名山大川，遍览各地风土人情，收集民间各种传闻，积累了丰富坚实的素材。在这样的基础上，司马迁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
商贾第一传
在对《史记》和司马迁作了一种宏大的背景介绍后，韩教授对其中的《货殖列传》一篇做了着重解析。《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专门为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商贾所作的类传。
《史记•货殖列传》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人性自然发展的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货殖列传主要记述了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等方面，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司马迁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
司马迁超前的经济思想
韩教授对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表达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他的不少观点都是超出当时的时代条件的。
首先，司马迁认为世人逐利、求富是人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司马迁描述当时民间商业自由发展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农工商虞趋利逐利 “若水之趋下”，他认为，商业的发展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追求物质的本性，而且指出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王侯将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
对此，司马迁说，为政者应因势利导，而不是与民争利。“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五种对策中，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疏而不堵，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这一点可以说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因为这个问题至今我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韩老师在这里还批判了秦始皇所开创的专制帝制，认为这种制度贻害无穷，同时也严厉批判了宋朝程朱理学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理念，认为正是这种思想占主流导致了中国走向没落。
司马迁主张农工商并重，提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他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沟通有无、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显出了他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还秉持一种深刻的商业地理观，认为各地的地理环境决定或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气、自然物产和经济发展。他早年游历各地，对此深有体会。中国古代分为幽、徐、扬、并、冀、荆、凉、益、雍九州，每一地环境不同，物产也不同，如北有牦牛，西有畜牧，东有渔盐，南有木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所有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不仅利于商业往来，而且往往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司马迁在论述各地地理、物产、人物、风俗时十分生动，描摹历历如画，韩老师解说起来也饶有兴味。在《货殖列传》之外，韩老师也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缘经济，指出南北经济地位在历史上有一个变化转移的过程，宋朝以前，北方（淮河以北）在各方面都占有压倒性优势，宋以后，统治中心南移，南方后来居上，加上地理条件优势，渐渐远远超出北方。
司马迁的生意经
韩老师还为大家分享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总结的一些商业活动的规律和方法。
比如，富者以奇巧取胜。“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最后将财富散失掉。
同学们午间练习八段锦以健身
司马迁还有一个非常出彩的观点，即贵出贱取，使财币行如流水。韩老师说，司马迁在汉代就认识到货币及时流通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在当时非常先进，非常了不起。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掌握物价规律。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经营者在商品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地抛出去；在商品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源源而来。韩老师说，这个道理可能大家都懂，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就像中国的股市一样，当牛市出现的时候，人性的贪婪总是导致不能见好就收，最后以惨败收场。所以经济活动的核心其实是修心。
此外，司马迁还有开源节流、择人任时、薄利多销等观点，皆有理有据。今天读起来，对我们经商处事也是很有启发的。
司马迁虽然支持人们求富，但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他是不齿的，而对那些通过自己的正当劳动和聪明才智经商致富的商贾，司马迁是称赏的。司马迁很推崇曾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的名臣范蠡。范蠡归隐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三次取得千金家财，但是有两次都散尽以接济需要帮助的贫困之人，因而为后世称道。司马迁的这种这种观念对今天的我们仍是具有深刻的学习意义的。韩老师借此也批判了现今一些为富不仁者的形象。
同学们课间争着和老师合影
在两天的课程中，韩昇老师讲历史而不囿于历史，结合大量的历史和当今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和解剖，尤其是对当前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了鞭辟入里地批判，让同学们看到了历史中蕴含的无限智慧，领略了历史的深刻魅力，给同学们带来了良多启发。
12月17-18日，将由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董平教授为大家带来《知行合一： 理学思想的发展及王阳明心学》精品课程。敬请关注！
学史以明智在第一天的课程里，韩老师由远及近、由大到小，首先从学习历史的意义谈起。他说，很多人听课东听一下，西听一下，全是东拼西凑的碎片，没有系统的思维与思考，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经营企业是极其危险的，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对现在中国人心态浮躁、金钱至上、不读书、更不读历史的社会风气，韩老师深感痛惜。他通过一组对比数据告诉大家，中国年人均读书量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读历史书的就更少了。“很多人对历史的了解来源于各类伪文化快餐电视剧，还深信不疑，拿来和我辩论，实在让我泪流满面。”韩老师幽默地说。
因为中国人不读书，所以缺乏心灵的深度，也从来不看明天。因为我们不读历史，所以我们无视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历史。如果要提升我们的智慧，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历史中寻找。因为我们所读到的历史，都是最智慧的人所做的事情。读历史，则不要读历史教科书，那样会让自己的思维固化，我们应该读经典两司马(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读了这两部，中国很多的道理我们就都明白了。韩老师说，了解历史，才能避免因无知而带来恶果。最愚蠢的统治是灭绝文化的统治，最伟大的管理是不要管理。这方面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训。比如说汉字的简化，比如说对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大量破坏等等。如果出于对历史和文化的无知，而随意摧毁文化的根基，这样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了解历史，我们才明白该如何去继承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在对历史的回顾中，韩老师还反驳了一些流行的观点，比如出身决定论。他说，穷人出身的，可以将中国统治得很好，比如刘邦；但也可能很坏，比如朱元璋。统治得好坏，并不是由统治者的出身必然决定的，而是在于人心人性。另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评判其统治好坏的标准。评价一个政府的良心，要看它收税的时候，如何去评估，如何收税。汉高祖刘邦是一个贪图美色和享乐的皇帝，但是他却实行了很多有利于老百姓生计的政策。汉朝初年的低税收政策持续了70年，税收太低导致汉高祖刘邦出行时乘车竟然找不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马。更有一种态度就是骂祖宗，现在很流行，动不动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祖宗造成的。殊不知我们的祖宗在世界上是很受人尊重的，而被外国人瞧不起的，恰恰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因此，我们不应盲目地否定历史、抛弃历史。韩老师对这几种观点的驳斥，可以说是独到而有力的。史家之绝唱韩老师对《史记》十分推崇。他说，相较之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文严谨，是写给帝王看的，而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神态毕现，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几乎篇篇都是绝唱。
司马迁为什么眼光、境界、才气、文笔都冠绝千古？因为他经历过心灵的巨大痛楚。司马迁的父亲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公，因失意而抑郁病逝。他个人后来又遭逢李陵之祸，得罪了汉武帝，不仅被囚禁狱中，且身体遭受巨大的摧残。种种遭际，让司马迁心中有所郁结，于是他发愤著书以申其志。因此，其笔下的人物，始终充满了悲壮的色彩，比如《项羽本纪》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写英雄的绝唱。对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是极尽渲染，他的英雄形象被描写得无比高大，而关于刘邦却处处相形见绌、高下立判。这样的曲笔不能不说其中寄托了他的个人情怀。家学渊源和个人志向则是司马迁得以完成《史记》的基础。他从小耳闻目睹父亲的事业，同时自己游历名山大川，遍览各地风土人情，收集民间各种传闻，积累了丰富坚实的素材。在这样的基础上，司马迁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商贾第一传在对《史记》和司马迁作了一种宏大的背景介绍后，韩教授对其中的《货殖列传》一篇做了着重解析。《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专门为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商贾所作的类传。
《史记•货殖列传》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人性自然发展的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货殖列传主要记述了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等方面，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司马迁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司马迁超前的经济思想韩教授对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表达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他的不少观点都是超出当时的时代条件的。首先，司马迁认为世人逐利、求富是人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司马迁描述当时民间商业自由发展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农工商虞趋利逐利 “若水之趋下”，他认为，商业的发展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追求物质的本性，而且指出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王侯将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对此，司马迁说，为政者应因势利导，而不是与民争利。“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五种对策中，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疏而不堵，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这一点可以说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因为这个问题至今我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韩老师在这里还批判了秦始皇所开创的专制帝制，认为这种制度贻害无穷，同时也严厉批判了宋朝程朱理学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理念，认为正是这种思想占主流导致了中国走向没落。司马迁主张农工商并重，提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他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沟通有无、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显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司马迁还秉持一种深刻的商业地理观，认为各地的地理环境决定或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气、自然物产和经济发展。他早年游历各地，对此深有体会。中国古代分为幽、徐、扬、并、冀、荆、凉、益、雍九州，每一地环境不同，物产也不同，如北有牦牛，西有畜牧，东有渔盐，南有木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所有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不仅利于商业往来，而且往往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司马迁在论述各地地理、物产、人物、风俗时十分生动，描摹历历如画，韩老师解说起来也饶有兴味。在《货殖列传》之外，韩老师也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缘经济，指出南北经济地位在历史上有一个变化转移的过程，宋朝以前，北方（淮河以北）在各方面都占有压倒性优势，宋以后，统治中心南移，南方后来居上，加上地理条件优势，渐渐远远超出北方。
司马迁的生意经韩老师还为大家分享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总结的一些商业活动的规律和方法。比如，富者以奇巧取胜。“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最后将财富散失掉。同学们午间练习八段锦以健身司马迁还有一个非常出彩的观点，即贵出贱取，使财币行如流水。韩老师说，司马迁在汉代就认识到货币及时流通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在当时非常先进，非常了不起。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掌握物价规律。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经营者在商品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地抛出去；在商品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源源而来。韩老师说，这个道理可能大家都懂，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就像中国的股市一样，当牛市出现的时候，人性的贪婪总是导致不能见好就收，最后以惨败收场。所以经济活动的核心其实是修心。此外，司马迁还有开源节流、择人任时、薄利多销等观点，皆有理有据。今天读起来，对我们经商处事也是很有启发的。
司马迁虽然支持人们求富，但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他是不齿的，而对那些通过自己的正当劳动和聪明才智经商致富的商贾，司马迁是称赏的。司马迁很推崇曾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的名臣范蠡。范蠡归隐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三次取得千金家财，但是有两次都散尽以接济需要帮助的贫困之人，因而为后世称道。司马迁的这种这种观念对今天的我们仍是具有深刻的学习意义的。韩老师借此也批判了现今一些为富不仁者的形象。同学们课间争着和老师合影
在两天的课程中，韩昇老师讲历史而不囿于历史，结合大量的历史和当今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和解剖，尤其是对当前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了鞭辟入里地批判，让同学们看到了历史中蕴含的无限智慧，领略了历史的深刻魅力，给同学们带来了良多启发。12月17-18日，将由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董平教授为大家带来《知行合一： 理学思想的发展及王阳明心学》精品课程。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