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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学班:如何做深谙领导艺术的管理者?
发布时间:2024-12-16 人气:108
  
  号称史上“最聪明”的诸葛亮,因为不懂管理,不懂分权,结果把自己活活累死。领导艺术,是最高端的管理学。武汉大学国学培训班认为一个杰出的团队,必然有一个深谙领导艺术的带头人,必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是一个杰出团队。我们推出曾氏领导艺术专题,希望能给今天的读者一些参考。
  
  武汉国学培训班指出:分权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善分权者,举重若轻;不善分权者,积重难返。诸葛亮“罚二十以上皆亲览”,大事小事亲力亲为,最后累死五丈原。诸葛亮的这种领导方式是集权。
  
  分权则相反,它将权力分散开去,让各个分到权力的领导者各司其责,共同承担。曾国藩善于分权,通过权力的纵向分解,调动各级将吏的积极性,从而达成事业的成功。
  
  武汉国学班:如何做深谙领导艺术的管理者?本文着重研究曾国藩分权的主要做法、特点、原因,企望对当今政企领导者治国治企有所帮助。
  
  1、主要做法
  
  曾国藩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建设,二是启用重要领导者。前者使分权得到制度保证,后者使战略目标实现得到保证。
  
  1构建分权组织
  
  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领导者,为创建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誓不相弃的死党”的军队,他大胆改革清朝旗兵与绿营兵的制度性弊病,参考戚家军“束伍操练”,广泛吸收左季高、王璞山、李厚庵、胡林翼等人的做法,组建了以“事权归一”为核心的新式湘军。湘军以营为主体单位,营官拥有“威权”、利权。在营官权力配置上:
  
  “每营必须择一营官,必划然分出营数,此时即将全数交付与他。”
  
  “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
  
  营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营官经济待遇高(骑兵营官每月工资、公务费150两;陆军营官每月工资、办公费200两);一营的后勤保障全由营官支配,所有吃喝用度都在营内解决。
  
  湘军创建之初,曾国藩还亲领军队,但随着分权制度的完善,他将军队全数交给各个“子公司”的经理,自己只做“道义上的统领”了。
  
  2复制湘军,组织淮军
  
  这是曾国藩构建分权组织另一高明而独特的做法,体现了曾国藩做大事的大手笔、大气魄、大胸怀。
  
  考虑到东南大局的艰巨性、持久性、复杂性,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就思考由李鸿章组织一支军队去扬州、或者镇江、上海担任镇压太平军的重任,并最后在1862年完成了淮军的组建。组建之初,兵员主要来自曾国藩湘军,将领如程学启、郭松林、黄翼升、李朝斌为湘军名将。
  
  从湘军中,或者说从曾国藩的权力中豁然划出一支淮军,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与自己分庭抗礼,与湘军共同作战,一同担当重任。
  
  这种做法,使曾国藩摆脱了常规的领导方式、指挥方式,摆脱了来自清廷的猜疑、掣肘,获得了更多的信任,能够一心一意谋划围剿金陵的战略性决策。李鸿章到上海后,参照外国兵制,进一步改造淮军,增强了战斗力,成为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主力。
  
  3启用关键领导者
  
  分权,最难做到,也是最重要的,是把权力分给什么样的人,分给多大的权力。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曾国藩深刻懂得“任人则逸,独任则功”的道理,极其主张: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一生致力于选择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安排在众多关键性的岗位上,并且给与他们权力,对他们的决策不干预、不遥制。
  
  一是逐渐将水路军事指挥权分给所属军官,自己不亲自指挥作战;二是将筹饷的权力交给各地,在湖南设立了东征局、在江西、江苏、广东等都设置筹饷机构,由朝廷委派人员负责;三是大量起用地方官吏,确保遭到战争破坏的行政体系正常运转。他选择人才,目的只有一个,共同完成东征大业,消灭太平军、捻军,化解国家、百姓的苦难。
  
  他选人的标准,唯德是用,为才是举;选人的方式,不拘一格,左宗棠推荐于幕僚,塔齐布简拔于小官,鲍超提携于标兵,李鸿章举荐于编修。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启用,分散了权力,凝聚了力量,完成了他“内圣外王”之鹄志。
  
  2
  
  主要特点
  
  做法决定特点。曾国藩分权,虽然没有现代管理理论作为指导,但是却暗合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原理,可以说,其分权是管理的标本与经典。主要特点有三个。
  
  1独立性
  
  以事权归一为核心的独立性是曾国藩分权领导艺术的重要特征。所谓事权归一,就是所要做的事情和完成该事情所需要的权力的统一。
  
  有些上级领导者要下级去做某事,却又不给予做好该事的权力,使做事者难以适从,做不好事。湘军的特点是各级指挥官,都有独立指挥、独立决策的权力。
  
  国学培训班指出独立的优越性在于:一是使各个分立的组织能够结合实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决策,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调动各级指挥者的积极性;二是消除了地域广阔、部队分散、交通通讯等不优环境条件可能造成的高层决策失误;三是能够灵活开展各项业务,各个指挥官能够独立面对形势,作出决策,或者随机应变,实现统帅的决策;四是便于裁撤,当一营“师老兵疲”,或者出现“哗变”等情况,或者营官因故离开的时候,可以立即裁撤,不会影响整体。
  
  2高度信任
  
  信任是分权领导艺术的基本要求与特征。集权者往往存在对下级不信任的问题,认为凡事不亲力亲为,别人就做不好。
  
  诸葛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接受刘备托孤之责后,一心一意赴在光复大业的工作上,“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大至六出祁山,小至校对文稿,都要亲自主持。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自己的解释是:
  
  “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一个“他人不似我尽心”将对下级干部的不信任的心理暴露无遗。
  
  曾国藩则刚好相反,他非常信任他的下级,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做事,不存怀疑之心。做好了事,就给他们邀功请赏。
  
  就是对李世忠那样的降将,当各种怀疑其可能反水的情报传达曾国藩耳朵的时候,他的态度仍然是肯定其功劳,认为李世忠“于大局不为无功,不可没其劳而遽议其后”,应该“姑循其旧,不设机心”。
  
  3主帅权力意识淡薄
  
  武汉国学培训班认为一般情况下,分权和主要领导者对权力的要求有关,权力欲强的领导者喜欢集权,权力欲淡的领导者不吝啬权力。曾国藩深知没有权力做不成事的道理,但也深知权力太多太大的危害。
  
  他常怀“临渊履冰”的惴惴心态,对高位“实深悚惧”;收复武汉朝廷任命他为湖北巡抚,他即刻上折辞职,具名不用巡抚函;担任两江总督要他节制浙江军务,他四次上折真心辞责;多次要求朝廷派员同办东南事务;受命剿捻,在打好基础后,他说:
  
  “决计此后不再做官,亦不做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
  
  不想“居大位享大名”。他以“不做官”教育子女,崇尚耕读孝友,追求道德学问。由于主帅权力欲淡薄,因此,湘军的许多将领也看权很轻。这是保证分权成功的关键。
  
  3
  
  产生原因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领导者,在集权盛行的时代,能够不计个人得失,大胆采用分权的领导艺术,是难能可贵的。
  
  形成这种领导艺术的原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是实践的产物,也是对自身能力认识与反省的结果。事实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曾国藩唯有分权,才可以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走向事业的顶峰。
  
  1清醒认识客观现实,不分权做不成事
  
  晚清军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军队指挥官没有权力。总督与巡抚掌控军队用人权,用人唯亲唯钱;一遇战事,就东拼西凑组合队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调度不灵,不堪一击。
  
  显然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不能采用这种事权不一的机制。曾国藩带兵的尴尬地位,让他看到分权的重要。他是以一个乡绅的身份参与团练,并最后组建湘军出征。
  
  这个身份不伦不类,虽然早期东征顺利,但是进入江西后,事机极其不顺,湖口之败、九江久攻不下、塔齐布、罗泽南相继战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是曾国藩没有从清廷分到地方察吏权,办事处处掣肘。
  
  打了胜仗,立了功的将领,不能安排实职,军队士气受到影响;地方文武官员“势力眼”,看人办事,不配合,不支持,文件不给看,筹饷筹粮故意阻挠;关防经常变换,政令不能畅通,遭遇冷眼、讽刺,被人怀疑,办事名不正言不顺;地方调遣他的军队,往往政出多门,朝令夕改。
  
  这样一种尴尬的境遇,使他认识分权的重要:
  
  “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向清廷要求分权。
  
  2正确认识个人能力与所担任事业,光靠自己不行
  
  领导者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懂,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好;特别是所担任的事业艰巨繁重,需要带领追随者一同去共同承担。对此,曾国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
  
  “事之变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变化发展的局势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需要众多的人一同投身其中,因此需要分权。分权意味着有了分担责任的人,自己就会轻松;不分权,一个人担当大事,就需要很多功夫。同时分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团结人心的作用。
  
  “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是。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
  
  提高营哨的权力,就可以解决“危险之际” 士卒“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的问题,形成同进同退的良好局面。
  
  3对未来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认识,需要建立相应的权力机制
  
  领导者要善于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并未雨绸缪,相应建立科学的预防机制。曾国藩认为:
  
  “(太平军)此后必成流贼,股数甚多,吾须分股与之相逐。若平日由足下一人统带,临阵始分股逐贼,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矣。”
  
  流寇的特点是股数很多,对付的办法就是“分股与之相逐”。平时不分股,临时再分,一方面各股领导者没有指挥经验,难以应对;另一方面,临时分股,未必不出现错误,因此必须早早预筹。
  
  曾国藩纵向分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各级将领权力得到保证,战斗力比当时一般的军队都要高,能够“结硬寨”,“打死仗”;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场面,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战斗意志昂扬,虽然偶有小的失败,但是总的来说,主要战役稳操胜券。
  
  特别是1857年3月到次年6月,曾国藩离开指挥位置回到湘乡这一年多时间里,湘军没有因为统帅的离去而丧失战斗力,仍然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充分展现了分权的魅力。
  
  政肃两江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从清廷分到地方权后,湘军节节胜利,直捣金陵,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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