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吕不韦》《李斯》《范蠡》等人物系列讲座，深受观众喜爱。易中天称赞他的主讲风格是“满腹经纶，胸有成竹，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7月14-15日，博海国济·崇简人文企业家国学班迎来了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之一——孙立群教授，两天课程中，武大国学班孙教授以《史记》为文本，从政商人物性格的角度，分析梳理了范蠡、李斯、吕不韦、子贡等历史人物命运际遇背后的政治风云和人性特点，他将历史故事和背后的哲思讲得深入浅出，孙教授对待史料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他用洪亮的天津普通话，为学员剖析这些政商人物的成败得失为后人带来的启迪和教训，揭示了现实社会运行规律，帮助大家提高历史思辨能力，增加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获得学员一致好评。

　　

　　

　　孙教授认为《史记》是一部伟大的、极富魅力的史学名著。他说“读中国书，不读《史记》等于没读中国书“。《史记》是奠定中国史书体例的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叙事简练生动。记事始于传说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万600多字。该书以人为中心，描绘了许多人物的事迹，其功过成败，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孙教授认为《史记》的生动性、可读性是史学著作中水平最高的。他提出，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冯仑、马云、任正非等优秀的企业家都爱读《史记》等历史类书籍。

　　

　　武汉大学国学班孙教授特别提到，司马迁专心著述《史记》的过程中，惨遭“腐刑”，极度痛苦中，他以先贤激励自己，“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孙教授高度称赞司马迁在逆境中完成《史记》这一历史著作的伟大成就，尤其在精神层面，司马迁给我们许多启示，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在深陷逆境的时候，司马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十商九奸，投机倒把……等形象是对商人的描述，孙教授告诉大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篇为商人点赞、为商人叫好的文章，就是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记录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富人，连同当时的物产、商业活动、经济活动一一做了描绘。歌颂了春秋至战国一批著名大货殖家：范蠡、子贡、白圭、卓氏、巴寡妇等这些商人典范，孙教授指出这是第一部为商人树碑立传的史书。司马迁在文章中将市场和商业的道理说得极透。首先是承认人的欲望，认为这不可压抑，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是客观存在的，鼓励人们劳动致富。求富，理所当然。“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其次说明社会需要因势利导。“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就给人们规划了致富的道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同时对利润、分工等都有极精辟的论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也讨论商业伦理和精神，从范蠡说到 “富好行其德”的观念。从地域之差别引出商业的必要，提出商业竞争中的无常，“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这些理念是和今天的市场经济等非常接近的思考。孙教授认为司马迁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对商业的深入把握都值得在做企业家细细体会。

　　

　　孙教授在《货殖列传》中选出了富豪排行榜：

　　

　　

　　范蠡，中国古代富豪第一人。对商业精通。发财致富。富好行其德。

　　

　　儒商子贡

　　

　　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在《货殖列传》里列在第二。中国的第一个儒商。喜欢过富足、体面的生活。传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粥财于曹鲁之间。”“七十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能言善辩，善于经营，喜欢过排场生活，他经商不单是为了发财致富，而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所到之处，结交名流，到处宣传他的老师孔子，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支持者。“待价而沽”就是讲的子贡，司马迁评价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就是贱则买进，贵则卖出，掌握时机，从中转易。子贡做珠宝生意最成功，多年来，他积累了很多经验，他时刻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时机，处处立于主动有利的位置，所以笔笔交易有盈无亏。子贡是很早提出理解商品价值的人。

　　

　　

　　战国商圣级别的商人，他对市场观察非常细致，认为经商如孙吴用兵。审时度势，对经商时机把握恰到好处，靠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他把道德观念融入经商，不唯利是图，应当有“智、勇、仁、强”四种秉性，具备姜尚、伊尹的智慧、计谋。这一经营准则，直到今天仍为商界广为运用和提倡。他很低调，不怨天尤人，代表中国商人的正面形象。

　　

　　

　　山西人。猗顿向范蠡求教如何致富，范蠡教他养殖畜牧。为当时晋商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少数民族首领。经商发展畜牧，乌氏倮“比封君”是秦始皇对他的优待。

　　

　　

　　巴寡妇清是四川重庆人，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她与秦始皇关系非常好，为富能仁，秦始皇封她为“贞妇”，诏她进宫，给以公卿王侯的礼遇。巴寡妇被奉为代表重庆地区巴国、巴郡时期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人物。

　　

　　

　　自从武汉国学培训孙教授在央视讲解范蠡之后，社会各界对范蠡的关注越来越热。“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是对范蠡的最高评价。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范蠡精神，确实值得企业家们学习和效仿。孙教授认为春秋战国是最活跃的时代，中国有老子、孔子，世界范围内，同时期出现了释迦摩尼、苏格拉底等大师级人物，这是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范蠡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司马迁把最好的赞美都给了范蠡，评价范蠡“富而好行其德”。

　　

　　25岁以前，范蠡待在南阳。年轻时代，他是个不循规蹈矩的人，史书记载范蠡的用词，都显示他是个常人眼中的“问题少年”，“被发佯狂不与于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狂。”文种慧眼识范蠡，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范蠡的人生中，文种是个重要人物，他独具慧眼地看出了范蠡的才能，像伯乐一样发现了他。范蠡审时度势，认为吴国已经有伍子胥和孙武辅佐了，不如去更能发挥特长的地方，于是和文种一起投奔越王勾践门下。

　　

　　范蠡在越国待了42年，越国强大以后，他激流勇退，离开了越国。他敏锐地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对越王勾践的为人看得非常透彻。“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喛，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不为名利所扰，范蠡做事非常有计划，有谋略。

　　

　　孙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就是范蠡，第一个慈善家也是范蠡。范蠡师承计然，计然是老子的弟子。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尤为可贵。范蠡对治国有着高超的智慧，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治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

　　

　　他在齐地务农，又短暂出仕，后弃官而去，陶地经商。做官，务农，经商……范蠡适应各种角色，样样成功，宠辱不惊，他一生奋斗不止，境界极高。“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孙教授认为，现代中国人尤其需要学习范蠡的这种精神，因为人生不满意处十有八九，遇到坎坷，范蠡精神教育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平和淡定，成功不唱高调，不讲大话。失败不怨天尤人，永远尽职尽责。

　　

　　孙教授特别为学员们总结出范蠡精神和他经商的成功之道。

　　

　　

　　不断进取，艰苦奋斗

　　

　　儒道互补，健全人格

　　

　　脚踏实地，勤谨务实

　　

　　真诚经商，智慧经商

　　

　　富而好德，回报社会

　　

　　

　　做事有备，把握时机——范蠡对商机的感悟是超前的。“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范蠡认为经商跟打仗有相似之处，要抓时机，要提早准备，要快。“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之为灾”。

　　

　　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贵上极则反贱”当商品价格很高的时候要及时售出，高到顶点就是变贱的时候。“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当商品的价格贱到底的时候，就会开始往上走了。

　　

　　待乏积著——“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储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三八”价格，薄利多销——“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也。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农末俱利，农民和商人都可以获利。“逐十一之利”，主张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范蠡的商业理念渗透着人文精神。

　　

　　富而好行其德——“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与范蠡不同的是，《史记》中也记述了一些功高显赫却下场悲惨的人物。孙教授以吕不韦的人生经历为例，指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钱改变历史进程的人，靠金钱进行政治投机，能量极大。他以“一千金”的成本，赢得了“一个国”的收益。孙教授侧重在人性上解读吕不韦，认为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吕不韦不满足于家有千金，而是弃商从政，追求既富且贵的人生，将人生的赌注放在培养国君身上。《战国策》中记载的吕氏父子对话，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吕不韦是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其父答曰：“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曰：“百倍。”又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答曰：“无数。”吕不韦在邯郸发现机遇，秦国的公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在赵为“质人”，郁郁不得志，吕不韦发现异人是“此奇货可居！”吕不韦精心设计，敢于冒险，将异人辅佐成了秦国的国君。吕不韦通过“说服异人、邯郸献姬、游说秦国、定立太子，进入政坛”实现目标的“四部曲”，显示了他步步为营，办事周道，想问题全面的特点。吕不韦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封文信侯，实邑河南洛阳十万户。权倾天下。

　　

　　孙教授总结吕不韦的失败并非因为经商和处理国家政事有误，而是错在处理和赵姬的关系上，一错再错，酿成大祸。纵观吕不韦的一生，他是经商、管理国家的高手；却在情感的小圈子里丧失理性，迷失方向，导致身败名裂，令人深思。

　　

　　

　　孙教授对李斯的剖析，也是鞭辟入里，让人深思。

　　

　　李斯出生卑微，“仓鼠一叹”表明了李斯的志向：“人之贤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在厕所的老鼠和米仓的老鼠上，看出人与老鼠的状态十分相似，就看身处什么地位。李斯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实现三级跳：拜师求艺、入秦、帝国大厦的搭建者。他实现了由舍人——郎——长史——客卿——廷尉——丞相的人生巅峰。然而，李斯的人格非常低劣，为了荣华富贵，他不仅害死同学韩非，还不断迎合秦始皇，策划焚书坑儒，造成了中国文化专制，彻底沦为专制制度的附庸。李斯的后半生，理性丧失，原则丧失，晚节不保，自私低劣，被赵高拉拢、恐吓，沦为小人。面对赵高的政变，屈从赵高，仰天而叹，哭自己的老命没处安放。这种放纵，不但没有自保，还加速了自身的灭亡。72岁的李斯被判死刑，死的非常惨，“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孙教授评价李斯的人生大起大落，既有荣华富贵，又结局悲惨，认为他的人性太黑暗，迎合、屈从、为恶导致了他最后被杀。孙教授指出，李斯的经历对现代人很有启迪性，很多人从普通人一路奋斗到高官显贵，达到人生顶点后就发生异化，与他们在名利上，只知索取、自私自利密切相关。

　　

　　

　　课程的最后，孙教授还给学员讲解了司马家族的成功史、西晋政权坍塌的原因。对今天的社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西晋第二次统一了中国，走了51年。这个政权的奠基人就是司马懿，孙教授评价司马懿头脑清楚，不跟曹操闹翻，同时还保有自己的个性，让曹操感觉他“软中有硬”。”司马懿一生很会审时度势，何时出山，何时隐居，为人处事不显山露水，韬光养晦。通过司马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司马炎当上了皇帝。司马炎当皇帝的时候很清醒，建立晋国，励精图治，提倡节俭，发展经济。司马炎提出的五条治国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孙教授指出西晋是最有可能进行社会大一统的，可惜最后腐败，上行下效，奢侈挥霍，比富斗宝。皇帝带头卖官捞私财。清谈虚浮之风，社会风气腐化，司马家家风败坏，司马炎培养了个白痴接班人，司马衷。选了贾南风做儿媳，勾心斗角，策划“八王之乱”，对社会经济破坏严重，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激化，西晋灭亡后，中国进入混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孙教授指出：西晋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统治群体。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能够平稳过度最初五十年至关重要，西晋统治者骄傲自满，陶醉于胜利之中，不思进取，导致政治腐败。唐太宗评价西晋的失败是“居治忘危，则治无常治。”

　　

　　

　　两天时间正值武汉酷暑，武大国学培训孙教授不顾炎热，不断鼓励学员们坚持，带领大家扎实学习，他认真严谨的态度、精彩纷呈的讲解让学员们充分领略到名师风范，赢得了学员们的一次次掌声；对学员们冒着高温，坚持学习的精神，孙教授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勉励大家刻苦学习、坚持不懈，希望大家以史为鉴，从正反两面看待历史教训经验，不断增长智慧，避开险滩，拨开迷雾，提升社会实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