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这个杠杆为什么去不了？很多人可能很困惑，我的中央这么重视啊，我们看了那么多企业违约了，为什么我们的杠杆去不掉呢。虽然我很早就提出中国的杠杆是内增长，什么叫内增长，那时候的经济增长的特征你是去不掉的。只要你这个增长的模式没改变，他就去不掉。过去有很多经济学家很可笑，我们所谓的杠杆就是债务的分子GDP的分母，把分母做大对吧，这个杠杆就会下降，我问为什么讲这个观点可笑呢？因为这些人不知道我们的分母啊，就是我们的GDP怎么做大的，我们的GDP是靠债务支撑做大的，所以当我们的分母变大的时候，我们的分子会大的更多。你怎么把他降下来呢？我们有一个词叫投资的资本产出比。所谓的边际资本产出比呢，就是你有一个单位的投入才会有一个单位的产出。那么很显然，这个产出比越高，说明经济越没有效率。因为你投入多产出少吗？经济没有效率啊。现在中国的资本产出比是1978年以来最高的。我们从1978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投资的效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那么这个投资效率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债务风险会下降，意味着你很多的投资是收不回来的。像这个贵州独山县搞这个水声楼这样的项目，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目前的投资的，内河道工程建下了，没有回报。没有回报，就是债务的违约。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国有企业债务预算的软约束。大家了解中国经济学的历史，1984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叫巴山轮会议，就是在重庆的长江上有个轮船啊，叫巴山轮。当时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科尔奈，匈牙利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他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他又提出一个词，叫国企的预算软约束。什么叫国企的预算软约束，这个国有企业因为他的体制的原因，他可以定点借贷，而且他借贷很便宜。而且还不了债怎么办，政府会替他还，所以国有企业的债务是中国经济债务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最担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国有企业借的债越来越多。我们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讲到：我们的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太多了，简单的讲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国有企业创造了25%的GDP，但是借了三分之二的债务。这两点之间不是叫不对称，而是叫严重不对称，就是你的债务和你的贡献之间严重不对称。
第三个问题就是房地产问题。王健林在前几年去哈佛去美国接受媒体采访，王健林讲到说，中国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那么那个房地产泡沫一定会带来债务上升，为什么大家想一下，房地产是什么，看看他开发商怎么盖房子的，没有贷款就发债，反正开发商没钱。那人们又怎么买房子呢，靠贷款。那么，当你有了一个房子怎么样，你可以抵押贷款。所以这个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债务的放大器。房地产又恰恰是我们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投资的去向和中国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财富都堆积在房地产里。我刚才讲到了我们民营企业，我们为什么民营企业比较单一呢？
我们不是反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是可以正常的参与竞争，公平竞争，这是我们中央所提倡的。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因为体制和机制的原因，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做不到公平竞争。尤其是在融资环境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很大的不公平。而这个不公平会降低我们的经济效率，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从历史数据上来讲，就没有民营企业好的时候。
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民营企业，所以国有企业扩张的时候就是整个经济效率下降的时候，所以我想对中国经济有这么几个评价，第一个评价恢复超预期，但从数据上来讲很不容易啊，特别是我们疫情的控制效果不稳定。比如说我们的消费不稳固，再比如我们的出口，我们今年的出口形势，出人意料的好啊。很多企业都措手不及，因为很多出口企业，原来觉得出口企业要完了，对不对，结果正相反啊，订单接不过来。特别是最近的这个航运，货运，那都是绝对的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短期现象，因为其他国家现在疫情冲击比较大，那么当疫情过后，那么很多事情可能又会回调。
要知道，美国在08年之前经济欣欣向荣，在08年之前的美国新气象，但是他已经潜伏着危机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做这个刺激贷款不断的搞技术创新，所以整个债务水平不断的上升到最后突然死亡。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陷入混乱。我们中国的体制跟美国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红色的这个点已经越来越逼近明斯基时刻，逼近突然死亡的时刻，那有人说：你们都已经说了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有死亡。中国的经济体制不一样，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银行为主。而在银行当中是以国有银行为主。这个和这个市场化的国家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的一个形式。那在这次的疫情之前，大家关注最多的是贸易战，那么在疫情之后，大家已经不用贸易战一词了，因为另外一词叫去中国化。那么在美国，他们学术界用的词叫大脱钩，叫中美大脱钩。因为过去几十年是中美相互融合的，现在要反方向操作了。那么站在我们中国，我们把它理解为叫去中国化这样一个趋势。应该讲，历史有时候像一个钟摆，他会来回摇摆。我们过去75年我们看到的天平，而这个历史的钟摆。往两个方向摆哇，市场化的方向和权力化的这个方向。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一统全球。这个计划经济已经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可能现在就剩下了朝鲜和古巴，尤其是朝鲜。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绝对的主导经济形态。全球化可以说，已经把所有的国家都融合到了一个全球统一的市场体系当中，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市场化，市场化一定会带来贫富差距。全球化虽然创造了价值，但是分配却出了问题，各个国家间的分配不公平，国家之间内部分配也不公平。
所以，在最近的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历史的钟摆在回摆。往哪回摆呢，往反市场化和反全球化回荡，这是历史的规律，这也是人性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英国的脱欧，美国的优先。美国退出的各种协定中美爆发贸易战，实际上都是这样一个历史钟摆摇摆的一个内容的一个体现。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实际上全球化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是上一轮的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这一点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一开始美国是比较自信的，但是后来发现把中国拉进来之后，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一个好朋友要李璐，李璐被称为巴菲特的接班人，这个芒格的钱都是交给李璐来打理，李璐最大的贡献是给巴菲特介绍了比亚迪，巴菲特在比亚迪上赚了不少钱啊，然后李璐提出一个理论非常有意思。他说，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狩猎打猎啊。第二阶段是在农耕农业种植业畜牧业。第三阶段科技文明，我们今天当然是科技文明。
第一个问题，这个杠杆为什么去不了？很多人可能很困惑，我的中央这么重视啊，我们看了那么多企业违约了，为什么我们的杠杆去不掉呢。虽然我很早就提出中国的杠杆是内增长，什么叫内增长，那时候的经济增长的特征你是去不掉的。只要你这个增长的模式没改变，他就去不掉。过去有很多经济学家很可笑，我们所谓的杠杆就是债务的分子GDP的分母，把分母做大对吧，这个杠杆就会下降，我问为什么讲这个观点可笑呢？因为这些人不知道我们的分母啊，就是我们的GDP怎么做大的，我们的GDP是靠债务支撑做大的，所以当我们的分母变大的时候，我们的分子会大的更多。你怎么把他降下来呢？我们有一个词叫投资的资本产出比。所谓的边际资本产出比呢，就是你有一个单位的投入才会有一个单位的产出。那么很显然，这个产出比越高，说明经济越没有效率。因为你投入多产出少吗？经济没有效率啊。现在中国的资本产出比是1978年以来最高的。我们从1978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投资的效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那么这个投资效率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债务风险会下降，意味着你很多的投资是收不回来的。像这个贵州独山县搞这个水声楼这样的项目，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目前的投资的，内河道工程建下了，没有回报。没有回报，就是债务的违约。
要知道，美国在08年之前经济欣欣向荣，在08年之前的美国新气象，但是他已经潜伏着危机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做这个刺激贷款不断的搞技术创新，所以整个债务水平不断的上升到最后突然死亡。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陷入混乱。我们中国的体制跟美国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红色的这个点已经越来越逼近明斯基时刻，逼近突然死亡的时刻，那有人说：你们都已经说了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有死亡。中国的经济体制不一样，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银行为主。而在银行当中是以国有银行为主。这个和这个市场化的国家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的一个形式。那在这次的疫情之前，大家关注最多的是贸易战，那么在疫情之后，大家已经不用贸易战一词了，因为另外一词叫去中国化。那么在美国，他们学术界用的词叫大脱钩，叫中美大脱钩。因为过去几十年是中美相互融合的，现在要反方向操作了。那么站在我们中国，我们把它理解为叫去中国化这样一个趋势。应该讲，历史有时候像一个钟摆，他会来回摇摆。我们过去75年我们看到的天平，而这个历史的钟摆。往两个方向摆哇，市场化的方向和权力化的这个方向。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一统全球。这个计划经济已经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可能现在就剩下了朝鲜和古巴，尤其是朝鲜。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绝对的主导经济形态。全球化可以说，已经把所有的国家都融合到了一个全球统一的市场体系当中，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市场化，市场化一定会带来贫富差距。全球化虽然创造了价值，但是分配却出了问题，各个国家间的分配不公平，国家之间内部分配也不公平。
